——追忆大学期间赴临县贫困山区的一次实习调查经历
邹天敬
4月29日，看到微信校友朋友圈纷纷转发的一则山西财经大学7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仿佛再次提醒自己还有一件与校庆相关的请托之事尚未兑现：作为母校7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国际贸易学院在年初曾约请校友以撰文或访谈等形式，记录一件或几件在校四年中印象最深的人或事。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件颇具创意、很有情怀的事情，对任何有母校情结的校友而言，相信都颇具吸引力，但具体记录在校四年中哪件印象最深的人或事，却让我颇费踌躇。斟酌再三，感到还是追忆自己在山财三年级第二学期末赴临县贫困山区的一次实习调查经历，最有价值。特别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在母校启动筹备70周年校庆之际，自己作为一位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曾经长期亲身经历和参与新世纪扶贫开发、新时代脱贫攻坚的践行者和见证者而言，把在大学时期与扶贫开发事业最早结缘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颇有意义！
领受任务
1984年6月1日，随着学期期末考试的结束，正式进入山财三年级年度实习季节。就在这一天，我们商业经济系八一级二班实习的地点和分组尘埃落定，班里大部分同学，将分成六个小组，离开太原去往临汾、候马的商业企业，从事与商业经济专业相关的年级学业实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组则是同学们一直都很关心并且十分期待成为其中一员的“临县贫困山区经济调查组”，也同时浮出水面。这个小组的成员全部由我们班的八位同学组成，正式宣布的名单如下：邹天敬、王映宏、田亚军、席安国、洪保钢、王斌、王国文、艾孝，并由我任组长、王映宏任副组长。调查组的成员虽然都是我们八一商经二班的学生，但组织领导的层级、承担的任务和去的地点却比较特殊：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为加快山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在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山西财经学院的领导下，由省农研中心副主任王云山、联络处处长吕凤翔、研究员郎作仕组织实施，由山财计划统计系夏兴农老师、商业经济系葛贤慧老师具体指导，并在省农研中心郎作仕研究员直接带领下，赴吕梁地区临县进行为期大约三周的深入调查研究。
6月4日下午，负责组织我们这次调查的省农研中心王云山副主任和吕凤翔处长、郎作仕研究员一行三人，专程到学校召集我们全体同学开会，重点介绍了这次调查的背景、主题、地点及注意事项，并对调查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布置。通过介绍，使我们对这次调查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入了解，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使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在有些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目前生产水平仍然很低，群众生活还有很多困难。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1983年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必须给以高度关注，切实加强工作，力争尽快改变面貌。”指出“对这些地区，在各项政策上，要比其他地区更加放宽；在生产上要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并有效地利用国家财政扶持，开展多种经营，以工代赈，改变单纯救济作法。”为此，中央今年准备专门出台政策文件作出部署，并要求各地在此之前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比如：同样的农村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对就比较慢，农民群众仍然比较贫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哪些制约因素束缚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借鉴沿海地区建立特区的做法，在这些地方采取一些比其他地区更加特殊、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等等。为深入了解、更好弄清这些问题，我们这次调查要重点解剖一个县，并重点选择集中连片、贫困程度较深的革命老区--吕梁地区临县作为调查对象。吕梁地委、行署此时正在交城县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省里已经通知吕梁地委、行署和临县县委、政府，让两级党委、政府配备必要人员协助，共同做好调查工作，并由郎作仕先行前往临县进行对接和安排。一旦临县做好相关准备，调查组接到通知，将随时出发。尔后，夏兴农老师作为省农研中心聘请的研究员和这次调查的指导教师，又给我们作了具体指导，重点介绍了包括怎么提前做好调查准备、怎么入手开展调查研究等一些注意事项和调查方法，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次调查任务光荣、责任重大，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同时又对开展好这次调查充满期待，信心十足，有决心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辜负上级的重托和老师的期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立即着手认真学习省农研中心提供的各类资料，包括：农村经济和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及工作举措；山西贫困地区的区域分布、重点对象和特点；吕梁地区特别是临县的区情、县情等，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听取夏兴农老师、葛贤慧老师的讲解和辅导。总之，从这时起，就紧张投入了调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踏上行程
6月13日早晨8点钟，预订的出发时间到了。出乎我们意料，省农研中心派出专人--王学凯同志和专车--一辆带空调的进口丰田面包车，专程送我们去临县。省农研中心吕凤翔处长和山财商业经济系党总支书记高光明老师以及夏兴农老师、葛贤慧老师专门赶到学校西门口为我们送行，无不体现了对这次调查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在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期待的目光与握别的双手中，我们满怀激情，开启了前往临县的调查行程。一路上，我们过晋祠，出太原，经清徐、文水、交城，入汾阳，先是无边的田野一望无际，绿意盎然，后是弯弯的山路上下盘旋，林木葱茏，特别是途径杨家庄一带，高大的核桃树遍布公路两侧，一眼望不到边，硕大粗壮的树径、形态各异的枝干、遮天蔽日的树冠，令人叹为观止，从其树状直观，显示必然经历了久远的栽培史、生长期，但却依然生机勃勃，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由于途中遇到修路限行，一度因堵车受阻，迟至下午两点半方到达离石，在吕梁地区招待所短暂休息、就餐、加油之后，继续赶往临县。出城不久，进入方山、临县境内，道路两侧的山梁就呈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地貌特征，视野可及，满目尽是荒山秃岭，时而可见几株孤零零的绿色树木，点缀在漫漫的黄土高坡之上，甚至连荒草都稀疏难觅，这使我对这里的自然条件与扶贫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在学校时还曾想象，这里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不佳，即使没有树，总应该有草，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脱贫致富。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或途径并不切合实际，如果没有草，想通过发展牛、羊养殖迅速脱贫致富，起码短期内还不具备基础。由此可见，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还要通过深入实际才能得出。
傍晚时分，车子到达临县招待所，受到先期到达的省农研中心郎作仕研究员和吕梁地委农工部经营管理科王保晋科长、临县政府刘学尧副县长、临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高继恩等领导同志的热情迎接。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先把从省农研中心随车带来的《农村改革的新实践—原平县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经验介绍》共七千余册书籍，卸下移交、赠送给临县农工部，接着分头入驻各自房间，其中一个三人间，洪保钢、田亚军、席安国三人同驻；三个双人间，王国文和王斌、王映宏和艾孝、我和郎作仕分别驻一间。房间均是具有当地浓郁黄土高原特色的窑洞式建筑，总体上虽不失简朴，但很干净整洁。晚饭之后，郎作仕便召集调查组全体成员包括我们八位同学和王保晋、高继恩等地委、县委的同志开会，对下一步的调研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会议刚刚结束，湍水头公社张家庄农民曹保儿就闻讯找上门来，向调查组反映他要解决的问题。我听他的诉求大概是这样的：他已自筹资金七千元，打算再贷款六千元，从村子附近的电石厂购买一辆半新的二手汽车，让他具有驾驶技术和资格的外甥开着跑运输，但受银行和信用社贷款人必须自己有驾驶证、亲自开才能贷给的条条框框限制，致使他至今快把腿跑断了，仍无法获得这笔贷款。听了他这个情况，王保晋当即联系了县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帮助协调解决。对此，我尽管觉得相关政策规定不尽合理，但作为一名在校学生，自然无力帮助解决，不过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扶贫应该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曹保儿出资金，他外甥有驾驶技术和资格，既可以是雇工关系，也可以是合作经营，还由于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天然具有农村借贷关系中的熟人效应，本是有利于银行或信用社信贷资金安全的，在实际操作中又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政策障碍呢？这提示我应该在以后的调查中关注金融政策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关系。
下乡调查
6月16日，经过县城两天时间集中座谈和到相关部门分别走访，在基本掌握了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今天开始分小组下乡到公社和大队，开展现场和入户调查。郎作仕带领田亚军、席安国和县里一位同志组成的小组，去相对贫穷的石白头公社；王保晋带领我、洪保钢和县粮食局一位调研员，也是去比较贫穷的兔坂公社；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局长带领王斌、王国文和县税务局一位干部，去相对富裕的白文公社，高继恩带领王映宏、艾孝，继续留在县城开展工作。由于当天县公安局有统一安排的行动，县里包括各部门的车辆都集中使用了，一时难以调配，这样，考虑到有班车通往白文公社方向，这个小组改乘班车前往。其他两个不通班车的地方，去往石白头公社的小组，因路途稍近，可在上午十点半左右，等县委李磐胜书记从外地返回以后，搭乘该辆车下去。我们去往兔坂公社的小组，只能等待明天再出发了。6月17日上午十点，一辆显然是从矿山救护部门借用的多用途乘用车，载着我们一行四人和顺路搭乘的省林科所两位同志，一同驶上前往兔坂公社的公路。说是公路，其实不过是一条简易狭窄的山间沙石路，对面来车都很难从容会车，好在车辆、行人不多，印象中一路上只遇到一辆对面驶来的卡车，还是对方先停在一处稍宽的地方，礼让我们先行，这才顺利通过。沿途两侧皆是荒山秃岭，只零星点缀着一些胳膊粗细的杨槐树，算是在莽莽荒原中见到了斑斑点点的不多绿色。据同行的省林科所同志介绍，这些树大都是1958年以后栽植的，长的虽不粗壮，但也经历了约二十余年的生长期，当地俗称其为“小老头树”。至于近几年栽的，还都是只有尺把高的小树苗，感叹不知何年何月长大成材、有所收益！途中大概是经过青凉寺公社和雷家碛公社之间，远远可见北方有一座满是绿色的山峰，省林科所的同志介绍，那是一个国营林场，是全省的植树造林先进单位，在全国也有点名气。这也启示我们，相似的自然条件，既然它能把造林绿化搞好，那么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到位、方法得当，其他地方也同样能够搞好，这应该不失为一条让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由于道路蜿蜒曲折，路面坑洼不平，汽车行驶在上面，剧烈的颠簸，让人左摇右晃，坐不安稳，司机只能以每小时二十公里左右的速度行驶，这样大约历经两个多小时，到达兔坂公社已是中午时分。公社院子不大，院子一侧排列的十多孔窑洞，就是公社的全部建筑，每孔窑洞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外侧放着办公桌，里侧垒起土炕住人，我们四人住的这孔窑洞就是他们的干部临时腾出的，被褥都是新换的。安顿好之后，公社已经备好了午餐，饭桌上摆着“三热一凉”四样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粗粉条炒西葫芦块、一盘素炒圆白菜和一碗凉拌韭菜，外加一碟咸盐、一碟辣椒、两瓶吕梁本地酒。公社书记、主任很有些为难地表示，这里很少有客人来，省里和地区的领导同志更是难得一见，受条件所限，为招待我们这一行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有圆白菜是供销社十多天前从外地购进的，尚有存货，可以买到，其他只能就地取材了。到了晚餐，则只有素炒圆白菜拌面条将就了。此时，我也想起，下车时曾注意到公社院子里栽种的两畦西葫芦和韭菜，看来这“就地取材”确实所言不虚，且数量极为有限，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肯定满足不了每顿所需。对此，我们其实并不在意，反而十分感慨这里干部工作生活条件之艰苦。自己是山东农村长大，那里的生活条件自然无法和城市甚至山财的食堂相比，但在村里也曾接待过驻村干部吃派饭，每顿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还是备得齐的。而在这里，公社的干部待客尚且如此，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又会怎么样呢？这更加激发起我们必须尽快入户调查的急切心情了。
进村入户
6月17日下午稍事休息之后，从公社主任处打听到附近有家姓杨的养鸡专业户，但经营管理不太好，钱没赚到，还赔了本。得知这个情况，我和洪保钢就找到这户人家，一进院子里，就遇到一大群散养的大鸡、小鸡聚拢过来，房中只有女主人正在灶前忙着，男主人下地干活去了，还没回来。先看了看她正在做、打算晚上吃的“碴子饭”，这是一种用玉米碴子、小米、土豆和高粱等多种粗粮混合在一起蒸制的食物，据说这“碴子饭”，在当地已经算是美食了，尽管都是粗粮制作，但并不是每家每户平常日子的一日三餐都能吃得上的。再观察这户住的房子和家中陈设，感到还算富余，起码吃穿不愁。女主人很健谈，据她介绍，不管是养肉鸡、蛋鸡，还是孵小鸡卖，都不愁销路，搞得好肯定赚钱，上级对他们也很支持。之所以赔了本，主要是他们的技术不过关，孵的小鸡，第一次是温度掌握不准，第二次究竟是啥原因最后也没弄清楚，结果都造成了鸡苗死亡和资金损失。看来要帮助农民发展种植养殖等各种农副业，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十分重要。6月18日，我们四人分成两组，我和县粮食局老王一组，王保晋和洪保钢一组，分别由公社一位同志引导，去寺头大队和房家沟大队入户调查。寺头大队距离公社驻地大约五里路左右，沿着我们来时的公路向回走不远，向右一拐，跨过一条河沟，翻过一个山头就到了。这是一个有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队里的社员分散居住在相邻的山坡上，我们进到村里时正值上午九点钟左右，不时遇到三五成伙的农民正聚拢在道路边、墙根下吃早饭。据公社同行的同志讲，这里的农民在农活不忙时，大都是一天两顿饭，这倒和我们在山财周末的生活节奏有些相似。一路闲谈之间，这位同志已把我们领到大队小学教师的住处，这里应该也是大队的中心地带，周边住户相对较多。这位教师的家在距这里较远的另一个公社，唯有他一人在此任教、生活，所住的窑洞不太宽敞明亮，里面的炕上卷放着被褥铺盖，是他晚上休息之所，外面一侧是灶台，周围摆满了缸碗瓢盆，另一侧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各种小学课本，我们一行人在里面一坐，已是十分拥挤。在旁边还有一孔稍大的窑洞，就是小学的教室了，里面共五个年级、大约有十多个孩子正在自习，上课的桌椅板凳形状各异，显然不是统一配置而是多方拼凑的。
不一会功夫，公社的同志就找来了大队的支部书记和会计，我便向他们介绍了来意，并把省农研中心统一制备的一些表格请他们填写。他们也按要求提供了这些年大队的财务收支管理账目，供我们查阅。交谈中得知，这位会计已经算是大队的文化人，但也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书，这就难怪在给我们写下的一段不过百字的文字材料中，竟有十多个错别字；提供的大队账目，时间只记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内容也不齐全。毕竟受教育、文化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仅从这些资料中显然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结果，看来只能依靠入户实地调查。在大队书记的引领下，我们先到了一家中等水平户，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全部住在一孔旧窑洞里，里侧的炕上，叠着四套被褥，其中三套，已经看不清本色，据说已盖了有十五六年了，底下摊铺的席子已经破了几个大洞，看样子铺的时间和被子也不相上下。家中的陈设用具大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基本上没有新置办的。揭开放粮的缸盖，据县粮食局老王估算，缸里的存粮总共约一百三四十斤。家里人穿的衣服洗的还干净，但是补丁摞补丁。问到家里有没有搞点副业增加收入来源，得到答复是自1979年以来家里连猪都没有养过，原因是出不起买猪仔子的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队里曾分给他两头驴，由于家里粮食只够人吃，驴只靠吃草，喂不起饲料，也没繁育起来。至于用贷款发展副业项目，不是没想过，但一是由于既缺信息也缺技术，不知道搞啥项目赚钱，二是钱贷到手，用不出去，即使放在手里不用，还要付利息。因此，今年在贷了29元以后，就不敢再贷新的了。也许是感到我们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大队书记告诉我们，这一家的状况，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差的，基本上代表了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生活水平。我们便提出让他再带我们找些比这户好的和比这户差的，分别去看看。于是，我们来到一家经济状况富裕的农户，这户人家以前曾经做过大队的支部书记，眼界开阔，经营门路多、收入高，责任田里除了种粮食，还种植并收购、经销中药材，而且有养殖技术，贷款养鸡、养牛并孵化小鸡、小牛出售；家里新盖的窑洞，儿子新娶了媳妇，自行车、收音机一应俱全，自然非一般家庭可比。离开这户以后，我们又到了一户困难家庭， 这家只有男主孤寡一人，之前是要不时出门讨饭维持生计，如今已年老体弱、因病卧床，唯一的女儿已经出嫁，难以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只能维持生活自理；家里的承包地委托本家亲戚代为耕种，收成多少并无多大指望，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以后只能靠大队五保供养。走访完这三户，回到小学老师住处，大队书记召集来参加座谈的社员都已经等在门口。来的都是大队的老党员和能工巧匠，熟悉情况，既有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又有很切合当地实际的具体想法。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谈的很热烈，交流很充分，既对我们很有启发，又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之前不曾想到的具体问题。比如，受当地土、肥、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不愿种小麦，但县里为就地解决非农业人口的商品粮，年年还要向这里的农民征购小麦，而农民觉得自己种小麦还不如买小麦当公粮上交合算，于是就出现了农民以每斤0.35元的价格从公社粮站买回议价小麦，再以每斤0.168元的平价卖给粮站，以完成小麦征购任务的怪现象。见我对其中的缘由不理解，他们就一五一十地给我算了一笔账：每亩地种小麦需三斤种子，每斤种子成本五角多，而且整个生长过程中要耕地、施肥、浇水，管理既费工费时又费钱，平均亩产也就15斤上下，每斤征购价0.168元，产量和价格都不高，对农民来讲纯粹是赔本的买卖。而同样一亩地，种大豆，平均亩产为46斤，种谷子，平均亩产可达100斤，和种小麦相比，成本低，产量和价格却高，而且基本不用在田间管理上下太大功夫。对这笔账，同行的县粮食局老王显然心知肚明，表示这并非个别现象，整体情况还可以回到公社粮站和县粮食局做深入了解。不过，我在现场仍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即：当地小麦产量何以如此之低？毕竟区区15斤的亩产，已大大超出了我在山东老家对小麦产量的亲身经历和正常认知。见我对此难以置信，在座谈会之后，公社的同志把我带到附近一片谷子地，直接划出了一平方米的地块，我亲自细细点数，只有区区13株谷苗。由此，我理解了其中的症结所在，除了当地自然条件不适合小麦生长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农民广种薄收、粗放管理的耕作习惯。要知道，和大豆、谷子这些作物相比，小麦尤其需要精耕细作。转了一圈下来，我感觉这次进村入户收获很大。大概是见我们对调查情况比较满意，公社的同志提出这个季节，太阳落山晚，白天时间长，建议我们抓紧在当天完成在这个大队的调查工作，并争取赶回公社住宿。我理解他的心意，抓紧完成了后续调查工作，赶回公社住地确实已经很晚了，发现王保晋、洪保刚他们尚未回来，看来是宿住在房家沟大队了。
6月19日上午，老王带我到公社粮站，了解这些年粮站议价卖出又平价征进小麦的情况。尽管这个问题对粮站这么一个基层单位而言，的确比较敏感。不过，老王毕竟曾担任过县粮食局的副局长，尽管现在作为调研员位居二线，但还是粮站的上级领导，因此，粮站给予了全力配合，提供了全面情况和相关数据。特别是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新情况，使我很受启发。比如，因去年当地灾情较重，为防止农民因灾饿肚子，县里专门给这里安排了一批低价救济粮，但这批粮食至今也没发出去多少，大量积压在粮库里，主要是灾后农民因生产受损没有收入，尽管救济粮价格低，但也要花钱买，可农民连这个钱也拿不出。因此，仅靠救济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从粮站回来，恰逢这天是兔坂大集定期交易的日子，赶集的农民很多，有买的有卖的，熙熙攘攘，很是热闹。借这个机会，正好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市场调查，掌握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公社驻地，王保晋、洪保刚已经回来，相互交流了各自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唯一不同，是他们在大队多宿了这一晚，与小学老师吃住在一起，对这里的农家生活有了更真切、具体的体验。下午，适逢公社召开各大队的支部书记全体会，王保晋主持选了五位大队书记，晚上又把公社的全体干部召集在一起，分别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调查内容。
此后三天特别后两天，一直是时断时续的阴雨天，导致这里与县城的交通受阻，我们也回不去，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先后深入到公社驻地的供销社、粮站和学校、医院、邮电所等单位，通过个别访谈和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等形式，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以及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产业经济、风土人情，有时甚至在不经意间，收集到一些很价值的意见建议。6月20日晚上，我们相伴去兔坂大队露天场地观看电影《兵临城下》时，在放映之前的间隙，与旁边供销社门市部一位孔姓职工交谈，就让我很有收获。比如，在产业发展方面，他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特色产业优势，建议上级党委政府在沿黄河两岸及其支流、沟渠地带，利用相对有利的灌溉条件，统一规划、建设具有规模效益的枣林产业带；在重大政策方面，他建议应把土地承包期延长到四十年不变，并由国家权威机关发给土地权属证明，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长期有效，并可惠及子孙。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均已被后来长期的实践所证明，是很有远见并得到始终坚持或最终付诸实施的政策举措。
说到露天电影，难得的是这两天每天都放，不过因为下雨与县城交通不畅，换不了新片，每次放的都是《兵临城下》。好在公社有一台12英吋彩色电视机，不过天线架在几千米远的山梁上，信号很弱，显示的图像都是黑白的。遇到雨大时，信号还时断时续。6月22日晚上看电视连续剧《血疑》，两集就只看成了一集。据说同样的电视机，兔坂中学还有一台，但由于出不起外架天线的钱，除了刚买回来那会儿，背着到附近的山梁上看过几个晚上以外，其它时间基本就成摆设了。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在调查经济贫困之外，又提供了观察文化贫困的新视角。
6月23日，雨过天晴，县委、县政府通知明天在县城召开全县公社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午会派车来接我们小组和参会的四名公社干部一起回县城。惜别之际，食堂特意为我们加餐送行，除了这些天标配的主食面条或者馒头，副食一碟咸盐、一碟辣椒，偶尔另加一盘素炒或盐渍圆白菜外，早餐加了油条、蛋花汤，午餐添了一盘炒鸡蛋。饭后结算伙食费，按五天时间，主副食合计每天一元、粮票二两计算，其中二两粮票只是算在早饭的稀粥上，主食面条或者馒头按细粮每斤0.35元议价折算，免收粮票。我们一致认为算少了，但食堂工作人员执意不再多收，只好领下这份心意。因之前连绵阴雨，道路泥泞不堪，返程的时间竟比去时的两个多小时又延长四十多分钟，于下午五点多钟方到达县城招待所。这时再看接我们回来的车辆，不管是我们坐的吉普，还是公社干部乘的卡车，都已溅满了泥水，几乎看不出车辆本色，可见司机这一路行驶的不易。一听说我们回来，王保晋的直接领导、前天从离石来到临县参加我们后期调查的吕梁地委农工部张洪才部长，专门到房间里看望、寒暄，王保晋也向他大致汇报了我们调查的情况。至此方知，其他两个小组已先于我们两天回来，我们是最后返程的。晚餐，大家会聚一起，并且借会议的便利，享受了一次每人交费0.4元、实际消费标准为1.4元的会议伙食待遇，实实在在改善了之前一周缺肉少油的清淡生活。
调研成果
6月24日上午，四个小组的全体调查人员集中在招待所会议室，分别汇报各自的调查情况。汇报开始之前，张洪才首先传达了不久前吕梁地委、行署在交城县召开的全区县委书记、县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精神，特别是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庭栋同志，在会上作的关于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讲话精神，接着由我先汇报兔坂调查小组的情况，尔后各调查小组逐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历时两天。其间，郎作仕与我俩人还应邀列席了半天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全县公社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吕梁地委书记邢德勇在会议上的讲话，对全区的农村经济整体情况和下一步的打算有了全面了解。邢德勇书记对我们这次调查十分重视，专门安排地委秘书长参加我们四个调查小组的汇报讨论。6月26日上午，调查组还邀请了青凉寺等四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召开小型座谈会，听取他们对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意见建议。下午，由张洪才主持，先是经过讨论，确定了我们这次调查的综合报告总体框架和写作提纲，并对四个小组的分报告写作提出了原则要求，此后，按照分工，开始分头着手起草综合报告和四个小组的分报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涉及农业税、工商税和教育、交通收费以及农副产品价格、物流运输等问题，相继到县财政局、税务局、教育局、交通局、商业局、供销社等部门和单位了解情况，获得了很有价值的基础数据、基层情况和意见建议，丰富了报告的内容。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在综合报告和分报告基本成稿以后，在张洪才带领下，我们于7月2日上午到县委常务会议室，由郎作仕代表调查组向李书记、康县长等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作了全面汇报。汇报会后，根据会上讨论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对报告再次作了认真补充修改，并于7月3日最终定稿付印，这次调查也就临近尾声。中午，康县长、曲副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与调查组全体同志欢聚一堂，既是款待也是饯行。下午，先是田亚军用自带相机，以招待所院子里的建筑和景物为背景，为大家分别拍照留念。后来，又惟恐这业余摄影有失，专门去照相馆请专业摄影为我们拍下全体合影。尔后，这才放心回来整理行装，清退借用县里有关方面的文件和档案资料，按每人每天三元、计21天结算了住宿费用，并一一清点处理完毕所有离别事宜。7月4日一大早，我们带着由一篇主题报告和四篇专题报告组成、共计十余万字的调研成果，怀着既轻松愉快又难舍难分的心绪，依依惜别工作生活了21天的临县，返回熟悉的校园，交出了一份自觉满意合格、老师评价优秀的实习答卷。
经过一周的休整准备，7月11日上午，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庭栋同志，专门听取了调查组的调研汇报。我和王映宏、艾孝三位同学代表作为调查组成员，与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王云山副主任、联络处吕凤翔处长、郎作仕研究员和吕梁地委农工部张洪才部长、王保晋科长以及临县县委书记李磐胜同志等，共同参加了汇报，并在汇报结束以后，一起参与了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对中央拟发出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讨论。这份于1984年9月29日正式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中央文件，明确了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原则、重点、措施和机构等。这个文件强调，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是“将国家扶持的资金重点用于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而不是“单纯用于救济”。文件提出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是“要突出重点，目前应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扶贫资金“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使用，更要严禁挪作他用”。文件规定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免征农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以及修路、办教育、规划科技卫生工作等。同时，文件还要求有关各省（市）、自治区要成立贫困山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检查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国家各有关部门也要指定专人负责扶贫开发工作。可以这样说，调查组的调研成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这一新时期首个农村扶贫开发文件，以及省委、省政府之后为贯彻落实这份文件而召开的全省贫困山区工作会议，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三十六年过去了，21天的调研工作历历在目。正是从那时起，我便与扶贫开发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念兹在兹，身体力行。新千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我于此间走上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的工作岗位，有机会直接从事总社定点扶贫工作，并具体指导系统开展行业扶贫，继续致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扶贫领域改革，颁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我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肩负使命责任，尽心尽力投身脱贫攻坚战。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中国奇迹。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回望来时之路，感慨当下之变，不忘初心之缘，欣慰之余，是以记之。
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于北京
